“中国人来了！”是当代世界出现最大的变化。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出境旅游第一大国，文化差异仍然是东西方相互理解的主要障碍。东西方差异的源头是什么？东学西渐如何变为西学东渐？面对世界的中国人如何重新认识自己？4月5日晚，中科院院士、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汪品先教授继续讲授《科学、文化与海洋》第三讲：“东西方文化——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”。

当晚逸夫楼报告厅座无虚席，在同学们的满怀期待中，汪品先院士从西方媒体报道的“中国人来了”说起，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为我们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国际形象的巨大变化。二十年前还在问“谁来养活中国人”的国家，现在已经在惊叹 “中国速度”。然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鸿沟，至今并未消失。世界在用大量正面反应看待中国的同时， “黄祸论”的影响阴魂不散，“不顺眼”的感觉依然存在。

汪院士从介绍一篇文章“寿司科学与汉堡包科学”入手，讨论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科学思维的影响。他指出了儒家文化“为先贤立言”与科学进步依靠证伪两者之间矛盾，主张“德育崇尚信仰，科学贵在怀疑”。他说，“直到今天，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体制中还不难觉察到当年科举制度的遗传基因。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、院士制度中，都隐含有这种弊病，应试教育本身就是与创新思维相对立的，因为它要求学生的是对前人认识的记忆与重复”，并且感叹道，“思想上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学生，又怎能在科学上创新呢？”，此时，会场一片寂静。

关于东西方差异的源头，汪院士指出，起源于大陆与海洋经济的两大文明，在个人与家族、继承与开拓等方面都有深刻差异，都对科学思维方式发生影响。“古老文化几千年保持活力，硕大民族始终保持统一，其中必有缘故”，他认为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体，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。我们应当强调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长期传统，从全球高度看待文化的差异，认识到我们是世界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“外来户”，也要使得世界意识到：是“中国人回来了”！

回顾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时，他分析了东亚文化圈在“西学东渐”中的差异。日本17世纪“兰学”的引入，为19世纪“明治维新”的成功做好了文化准备；而中国卑视“西夷”，一本“几何原本”就从明朝翻译到清朝，花了250年，注定了“百日维新”的失败。这段历史是值得我们深思，中、日两国的历史比较是东西方文化历史教训的精华之一。他又将17世纪清军入关“留发不留头”与20世纪民国初年“剪辫子”的对比为例，说明中国在文化上的反复。而近百余年来，主流意识的翻盘越演越烈，形成了文化的洼地。“一个走了四、五千年路程的民族。为什么近两百年来走得这样累？”，汪院士沉重地问。他说，一个民族如何看待自己，能否吸取教训，至关重要。在东西方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的当今，“重振华夏”不可能只顾经济、不管文化，而文化的形成与改造，正是学校的任务、教师的责任。如何利用当前的历史机遇，不但在硬实力，而且在软实力上振兴华夏，在文化上振兴中华，树立中国人在国际上崭新形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他强调，“人”是中国最大的特产，并呼吁，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，用新的面貌朝向世界说，中国人来了！随后汪院士起身谢场，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里，汪院士准备了百余张精美的图件，用自己深厚的语言功底，图文并茂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老先生将自己要表达的观点与大量的例证相结合，从麦都思提出“殷人东渡”讲到伏尔泰排演“赵氏孤儿”，从孙悟空的来历讲到李白的出生地，并以亲身经历与同学们分享，引发了同学们思想上的共鸣。课后在该课程的交流平台上，同学们纷纷表达此次讲座的“干货”很多，开阔眼界的同时，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