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报记者 张盖伦）
“想要引领国际合作，我们就必须在科学技术和运作能力上也达到国际水平。”8日，海洋地质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在中国大洋钻探20年学术研讨会上建议，中国学术界应大规模开展未来大洋钻探科学问题的战略研讨。“建设创新型国家，应在国际学术界有自己的特色、学派和题目。”汪品先强调。
大洋钻探，是迄今为止深海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地球科学研究历史上，规模最大、历时最久的国际合作项目。到现在为止，该计划在全球各大洋已钻井3700余口，取得岩芯40多万米，开辟了探索地球深部的途径，也推动了地球科学的革命性进步。
1998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划，也就是现在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（IODP）。在研讨会现场，中国IODP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回顾了这20年的历程。从1998年缴纳1/6成员费起步，到2013年成为每年缴纳300万美元的全额成员，再到近年来提供了三次大洋钻探航次的配套经费，我国在大洋钻探中的贡献度和国际地位大幅上升。“2014—2017年间，我国有84位科学家上船参加航次工作，占大洋钻探船‘决心号’上船科学家总数的15%，这一规模仅次于美国。”
20年来，在南海进行的4次大洋钻探，也使得南海正在成为世界上深海地质研究程度最高的边缘海。“我国已在国际深海大洋研究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”丁仲礼表示。
中国大洋钻探的下一步，将往何处去？
按照我国大洋钻探专家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战略部署，今年开始的目标，就是让我国跻身IODP领导层，成为继美、日和欧盟之后的第四个领导成员。
要在IODP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，有两样不可少——资金和平台。
中国IODP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、同济大学教授翦知湣介绍，IODP目前每年总投入中，中国投入占比为4%，欧盟投入占比约12%，美国投入近三分之一，日本投入近二分之一。“如果中国要进入领导层，在IODP的投入也应随之增长，可以与欧洲的投入持平，也就是每年投入约1.2亿元人民币。”
在船方面，IODP确实存有隐忧。目前，IODP可用的钻探平台为美国的“决心”号、日本的“地球”号以及欧盟的特定任务平台，但这三方平台都各有局限性。面对未来大洋钻探计划的科学目标，IODP需要新船。
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金发在会上介绍，该局目前已编制完成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（大洋钻探船）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李金发透露，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（大洋钻探船）的建造也能为大洋科学钻探提供平台。这艘船将配备基础地质、地球化学、海洋科学等9类船载实验室，实验室面积3000多平方米，能满足未来实验技术发展和科学任务研究需求。“按照计划，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将于2021年下水。”
但是，有了钱和船就万事大吉了吗？
汪品先严肃地指出，认为有钱有船就自然能引领国际合作，是一种误区，我们还必须有原创的科学思想和科学问题。“我国亟待在科学和管理层面快速提高。”他指出，根据2017年4月的一组统计数据，全球大洋钻探航次建议书的建议人中，来自中国的比例仅仅占到1%。“这和我们想在IODP中实现的地位并不相称。”
汪品先认为，中国学术界应当开展未来大洋钻探科学问题的战略研讨。和许多学科不同，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容易带上地区性烙印，地球科学从西欧北美建立，于是海洋地质就带有严重的北大西洋烙印。如果学术界只是从外国文献找题目，买外国仪器做分析，在外国学报发表成果，就成了科学上的“外包工”。“我国的科技亟待转型，要找到自己的题目，抓住建设海洋强国的机遇。”汪品先呼吁。
（科技日报北京11月8日电）